一、“谜语”的传播
“沉东京、浮福建”这句似乎带有科学内容的传说，传播所及:东北至浙江温州、平阳，西北至福建崇安、铅山，东南至台湾，西南至海南岛，海外则凡有闽南人侨居之地，无不盛传之。传说的来源既古，传播的范围又广，早已是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。而传播者又讲得娓娓动听，证据凿凿，世代相传，也就成了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而又令人费解的、非常玄妙的问题。 至于福建如何浮?东京何在，又如何沉?福建浮于何时、东京沉于何时?虽经漫长的岁月，前人皆满足于迷信的解释，而不予深入探索究竟。科学日兴，对前人穿凿附会的解释持怀疑者日多；有的虽脱离迷信，但亦另入歧途，皆未得正确的理解。归纳其要，有以下各点:
1.地理因素 把传说的缘由征之故老，多说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深沪的宫仔口渡头边，每逢最低潮时，可看到水底有一石碑，刻着“东京大路”四字，碑旁有石铺大路，从水底朝东向海延伸，附近的居民也都说此路直通东京；还有，本湾内船户每于风平浪静的凌晨，在船舱内常可以清晰地听到鸡鸣、狗吠及人语声，极似是从水底传来的。耳闻与目见的两事凑合在一起，便信以为真有个东京沉在水底，且人畜在水底尚照常生活，历代繁衍。倘或不然，则必定是其阴魂不散，至今犹有灵圣。深沪一带的船户真是讲得绘影绘声，凿凿有据。 在惠安县崇武、小岞等地的传说亦近乎是，但据说东京是在东边的海中(已不属于深沪湾外)。几十年前，有的船户在这一带海域放网，且有捞上古屋瓦，于是，迷信者更加坚信水底住有居民。亦有个别脱离迷信思想者，却认为立了“东京大路碑”的地点是古时对日贸易的专用港口或码头。又有人认为是古“无诸”国的国都，由于地震而突然下陷，而这些指路碑因基盘未陷，得仍屹然存在。 至于“浮福建”呢?崇武人有的认为是指浮了乌龟屿(莆田东南海中)。多数人认为东京沉后才导致福建浮起。还有一些很不科学的说法，把武夷山的架壑船棺指为福建陆地上升的明证。真是讲得神乎其神，玄妙难测了。 2.政治因素 有人从政治角度推测，认为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语，即赵宋王朝的“汴梁失守”是“沉东京”；以后的偏安江南，促使福建的经济繁荣便是“浮福建”。 此外，东山县一带的传说是:南宋末年，幼主欲移跸兄弟岛(东山东南的二小岛)，建国都一如东京；以后不果，“沉东京”也就是形容所举的无成。 其次，近有人认为“东京大路碑”是倭寇立的。当其登陆劫掠时，先立此碑，备作回归时下海的路标。 正是众说纷纭，各执一端，乍看似乎言之成理，但略加考究，则矛盾百出，难以自圆其说。欲求其真实，必先实地调查，而后运用科学方法分析，庶几可得出正确的答案。现把“沉东京”与“浮福建”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考证如下。
二、“沉东京”
A、实地调查 为要找出沉东京的真实性，就应找到作为传说所依据的实物，进行观察和考究。多年来调查获得，在闽南沿海一带，北起湄洲，南至东山，凡十七个地点，皆有“东京大路”四字的石刻，列表如下: 东京大路碑调查表
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，可分为碑、桥、石路及其他，共四类，列下: (1)碑:碑石皆系花岗岩，用常见的楷书刻上“东京大路”或“往东京大路”、“大路通(往)东京”，皆立于码头或其附近，仅古雷一处不立碑，而是写在面向海的城墙石上；峰尾及大岞二处，字刻在盘石上。 (2)桥:仅一座，在永宁的古码头附近，通称“东京大桥”。 (3)石路:传说的共有三处，分别在深沪、峰尾、大岞，皆在水底，乡人呼名为“东京大路”，其碑皆立于石路靠陆的一端，但现在皆见不到。 (4)其他:a、传说东山兄弟岛曾于宋末大兴土木，备作行都，其时有官员来往。虽至如今，岛旁还常发现有柱梁等物，东山人指该岛为“沉东京”的东京。b、小岞的骸缸内盖有墨书“东京西门外人氏”，缸已重葬，难寻。 结论:根据以上的调查，有关“东京”的碑、桥、路等存物，并非一处，且都毁于近、现代，目睹其物、其状者皆大有人在，定非虚构。路既以东京为名，又有路标指往东京，加上骸缸盖的墨书(见表第十一项)，可断定古时不但实有东京其地，而且是个城。下面就它的具体地点和沉没进行讨论。 B、东京皆未沉 既然有诸多的实物证明确有东京其城，且碑皆指向海，路亦通达于海，由于城既号称东京，说明它的存在决不早于有文字史之前。我们就试先找出历史上水路可达的东京，看其“碑”是否把“路”指向那里。 (1)海外东京 甲、日本的东京，原名江户，明治元年(年)才改称东京；其出现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，远后于立碑的年代。 乙、越南河内，汉唐时原名交州，近代在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，于公元年曾一度取名东京州，其地濒东京湾(即今北部湾)。此名之出现更后于日本的东京，仅满百年。 丙、辽国置辽阳府为东京，金仍之(公元-年，共年)。此城虽在大陆，但和华南交通却从海上。当时辽、金二国与宋世仇，互相攻伐，故绝无在闽南口岸立碑指引人们前往敌国之理。 以上三处东京皆从海上可通，但皆与碑、路无关。我们只得再找陆上的东京。 (2)陆上的东京 甲、南诏于公元-年以昆明善阐为东京，为时仅四年，与碑无关。 乙、洛阳与开封:汉高祖时人称洛阳为东京，东汉光武帝都开封时也正式命名为东京，后汉都洛阳复以洛阳为东京，北宋亦以开封为首都又称东京。计汴、洛二城从西汉(公元前年)起，直至宋靖康(公元年)止，轮称为东京，前后凡一千三百余年。 以上六处之外，别无与碑有关的东京。这些东京也皆从未沉过。 C、不可能有沉没的东京 若说沉没的乃是上列六处之外另一处在深沪湾外的古东京，则假设该东京于史前沉没，而其时尚无文字，哪能有立字之碑?若是三代时沉没，则碑字该用甲骨文或古篆，虽秦汉也还是篆隶并用。今碑字是通俗的楷书，可以说这个所谓海上东京当其繁荣而立碑指路之时，是远后于楷书出现的魏晋。既然十余个码头皆立有碑，说明这个“东京”是个樯橹连云的大商埠，或车马辐辏的大都会；偌大的一个东京，必定和当时中央政府长期有密切往来，与闽南的居民必定有亲友上和商业上的关系，它的沉没，是天大的灾祸，哪能史乘不载呢? 但赞成沉没之说的却又提出:闽西的石灰岩地区发生陆沉之事，不是罕见；且其沉没多出于突然，造成的池沼现多存在，足以为据。也有见于记载的，如地中海北沿曾于一夜之间突然凸起一个小岛，越数星期后，复渐沉没。南洋群岛的某些角落，在近、现代也曾出现同样的现象。 不错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前者是由于基岩溶解而沉没；后两者则是因处于火山活动带，且它们的变动的范围仅限于小岛或池沼，谈不上一个大城市的面积。若按所传东京在深沪湾外，即在整个闽南沿海的某一处海岸附近，但这一带基底全是火成岩岩体所构成，绝非可熔性的石灰岩可比；且该处已非火山活动地带，其能够突然发生的变动不过是地裂，缝宽最大也不过二十余米，无法埋没一个城市。至于褶皱和断层，虽亦可造成地面的大幅度升降，究竟需要千、万年的缓慢过程，和本题无关。 综上所述，可以断言，没有沉没的东京。 D、“东京”何在 “沉东京”空有其词，查无实据，自属子虚；但碑、路(桥仅一座，就算作路的一段)却确有其物，不容否定。因此，应将碑和路作为线索，来找出它们所指的东京。 据说:“碑”是古人指导旅客前往东京的。那么，我们从深沪湾的碑来看，旅客既能从千百里远的内地来到“碑”处，何难继续摸索到二、三十里远的深沪湾口的东京。可以说，植立于此地的指路碑对旅客实属多余。再者，碑皆植于北来大路的南端，再往南便是海，而且皆是停舶处，碑字又大多面向海洋，可以说这些碑分明是在昭示舶来的商旅“从此陆行，可抵东京”也。 既然从此遵陆北上可抵东京，就说明东京是在内陆不在海中。而这个东京，除了汴、洛而外，别无可求。 再从泉州后渚港来看。其港曾是泉州海外交通最发达的港口之一，码头亦曾有一碑。从码头入泉州城共有南北四路可通:靠南一条通泉州城南门，北边的一条通东门，中间二条俱通涂门。这四路中仅有北路加植一指路碑，立于后渚西北之四脚亭旁，余三路皆无碑，这说明惟有北路才是通东京的捷径，故立碑于此以指引行人。假使碑是指引行人向海，则四路皆应立碑。碑既是指引商旅北行，那东京也就是上证的汴、洛了。 E、碑为何植放在闽南 自天宝末年，中亚陆路交通梗塞，所以大秦、天竺以及殊域异邦的人民要续继和中国通商，就惟有泛海扬波因风而至了。同时，由于航海术的进步，遵海反较遵陆为便利。这种互市自唐迄明，政府实行鼓励政策(其中不免有某些时期实行禁港)，泉州港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繁盛，且在宋元时跃为全四大港之首。 由于泉州港具有水深、港阔等许多优越条件，所以它成为通向在政治、经济上起着重大作用的大后方——东京的前站。当时朝贡使节纷至沓来，随之而到的富商巨贾，更是络绎不绝，目的地大多以东京为中心，旁及沿途四周的城市，其主要是从泉州港登陆；但事实上亦每视朝代之更易，卸货之方便，司舵之选择而停泊船只于附近的港口。故北起惠北、南至东山沿海的码头多立有指路碑以指引舶来旅客。 有人又说:闽南距东京数千里，为何指路碑仅见于闽南的一些码头，而往东京的数千里路程则未见一碑?关于这点，我们以为蕃使、海商南来，一路以罗盘指挥航向，及至舍舟登岸，必须自择去向，但人地生疏，非问不可，为方便商旅，指路碑就应运而立了。 当此舍舟陆行的第一站，才需指路碑；登程之后，则沿单径大路而行，路上有车马、挑夫、小贩等络绎可随，已不须碑了。试举泉州城内的“福州大路”碑为例:泉州城内数处墙壁上有着“福州大路”的墨书或刻石，如天妃宫东西二墙的外壁(即关刀池边与寮仔街)、小菜巷、登仙桥边、东边巷等处的墙壁，而以小菜巷的四字石刻最为清楚(保留至文革后期始废)。该巷也因之被呼“福州大路”，至今未替。这些僻巷距福州三百余里，为何立了指路标呢?盖南来的赴举士子、驿传、商贾要上苏、杭，甚至北京，福州是其第一站；行者在郊外有官路可循，毋须问路，一进城市，则条条是路，无从选择，而远行者欲选捷径，一进南门，见有指标，便可遵循，免于大街的拥挤、徘徊，行者得以迅速出东门，登上福泉官路。这与“东京大路”的路碑只立于船舶停靠的码头附近，其理正同。
F、“沉东京”邪说之形成 泉州城内“福州大路”的路标，随着本世纪初，驿运与科举的取缔而失去了指路的功用；百年后的今天，虽世居“碑”旁的居民，也皆不知“福州大路”作何解，甚有误认为该处原多福州人聚居，故名其路。 由此，我们不妨假设“东京大路”碑陆续植于沿海的许多码头后，从宋至明，着实起了应有的指路作用。明初，倭寇侵扰沿海各地，海舶少行；郑和下西洋后，海外交通又再繁盛一段时期，其时碑仍有作用。迄嘉靖年间(公元-年)，倭氛大炽，东南沿海备受侵扰，明廷厉行海禁，海上交通遂陷停顿，碑也就乏人问津了。其后，清政府为防止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军队互通声气，接济粮饷，于顺治十八年(公元年)厉行“迁海令”，将沿海十里内的居民扫数内迁，从此，码头一带空无人烟。数传之后，故老云亡，还归故里的后裔见“碑”已不知其义，从而妄加猜测。益以康熙年间安徽泗州古城整座陆沉于洪泽湖中，灾民南下，传述灾情，翻起近事，迷信者依样画葫芦，溶化了当地的神话；晋江沿海是海市蜃楼经常出现之区，容易引起人们幻想，加上船户耳目错觉，牵强附会，“沉东京”的邪说便由此而具备雏形。于是你增我补，捏造之功日益完整。三百年来，其说涣漫，蛊惑人心，致愚者深信，智者半疑。其后，某路大梨园曾于《寿昌找母》一剧中，将深沪一带有关“沉东京”邪说中的材料编入其说白之中到处演唱，于是，“沉东京”之说传遍闽南，甚至达于家喻户晓了。 G、立碑的时间 泉州海外交通的繁盛，虽起于唐，假若此时有碑，应写“长安大路”。故“东京大路”碑之植，应是始于宋，延及元、明。元、明二朝虽不都于东京，但外国商旅对中国的改朝换代，不甚了了，他们熟知者仅“东京”一名，并知举凡经泉州向北行的沿途城市，皆以泉州为起点，而碑亦皆适用。 估计闽南沿海凡常停舶海外来船的码头，自宋至明，陆续立碑，从漳浦古雷城墙的“东京大路”可知他处之碑尚有明代新立者。到了倭氛猖獗的嘉靖(公元前后)年间，闽南一带的海上交通濒于断绝，碑始不复植。 H、“东京”即开封 根据以上的论述，已证东京大路是北上汴、洛之路，碑又始植于宋代，我们可更进一步说，东京即是确指宋都——汴梁，即开封。 “东京”既已找出，对于其他许多附会的传说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三、“浮福建”
“浮福建”之说的起因，据了解有四: 其一，因古文献的谬误，而以讹传讹，一些人阅《山海经》中的《海内南经》称“闽中山在海中”，就认为既然古时闽在海中，现在又确在陆地，福建当然是后来浮起来的了。 但《山海经》之记载常多穿凿、荒唐。福建本属多山丘陵地带，周代以前，中原之人罕能从陆至者。《考工记》称:“适越者，坐而至，有舟也”，可见虽至周时，中原之人欲往浙南者常遵海而行。其时航海术未精，未敢远航者，从越海遥望，得福建之一鳞半爪(边缘岛屿)，遂认为窥见福建全貌，故有“闽中山在海中”之讹。清吴任臣在该书注解中已指出:“何乔远《闽书》曰:按谓之海中者，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，多得螺蚌壳、败槎，知在洪荒之世，其山尽在海中，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。”可知古人所指的“闽中山在海中”乃系远古时期，虽大禹犹不及见也。所以用《山海经》来解释福建之浮，是不适合的。 其二，从地名及其科学记载，顾名思义，而倡“浮福建”之说。如《泉州府志》卷之六提到:“洋屿在三十三都，距郡城六、七里，平畴突起，山中时有蛎壳，岂古海洋之屿欤?”它与颜真卿之“沧海桑田”及朱熹见到岩崖蚌壳层而推知其系古之海底，同是正确的科学见解。倣此，则晋江之“古浮”、厦门岛西南端之“浮屿”，皆足令闽南人产生海底上浮的概念。其实从地质学来说，福建东部早在中生代时已是东南古陆，其后虽略有升降，也只属大陆边缘的起伏而已，固未曾处于海中也。 其三，泉州的“陈埭”是五代时陈洪进开始围垦的，以后沿海垦田日多，盐田面积日广，港湾日渐浅狭，这些都是滨海居民熟视直观的事物，最易获得体会。还有如莆田湄洲之旁有一屿，当地人也说是“逐渐浮起，古时无也”。至于陈嘉庚先生以其儿时曾在王公宫前戏水，老时宫前无水可戏，而倡其“海水减少”(按两极积雪增加，虽亦可使海水减少，但近期的海退，不是海水减少，而是出于陆地上升)之说，对这些地壳的轻微升降现象，只要善于推理，虽未习科学者率皆知之。但只要一二人倡于前，而一方之群众随而和之，地浮之说便迅即遍传。 其四，另外，还有一些附会之说，如看到武夷山的架壑船棺，而认为古时福建确在海底，而武夷山亦只微露峰顶，船棺乃当时从水面漂游入于岩洞，后来福建上浮，致使船棺架在令人所无法到达的高空石穴中。这是对地壳升降运动的一知半解而牵强附会者。 “浮福建”传说的依据，上列四点，必居其一。船棺之说，乃近代迷信者所附会，传播不广，毋足注意。如果是从其三或其四得出的结论，则它既暗合地壳运动的规律、沧海桑田的更迭，而又没有像“沉东京”纯属迷信的虚构，是确有可取之处。但应考虑在交通梗塞的古时，一地之浮只能得出该地之浮的结论(如“浮古浮”或“浮洋屿”)，古时无人能将全省沿海各处之浮而总结出“浮福建”之结论的。此说影响力如此之大，盖因《山海经》乃古时民间的地理参考书，直至清末尚极普遍，甚至《居家必备》一书(当日用百科全书)也摘刊它不少材料，稍微识字之人皆乐于披阅，故福建之浮的概念，早就奠定于人心了，极可能较“沉东京”之说成立得更早。 这样说来，“浮福建”并非从观察得来，而是基于“闽中山在海中”的附会推测，所以此半句虽貌似符合科学，实乃“幸而言中”耳。
(四)两事的凑合
“沉东京”与“浮福建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，它们又如何被串缀成为一句话呢?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于运动着的事物，常怀有因果概念，正如天秤两臂之一起一落，或吊戽之斗上则石下，斗下则石上，此类事物见之既惯，遂为该两事造成凑合之机，也就是以一地之沉而促成他地之浮，是既属因果关系，又符于辩证统一。 其次，国人对于文字或语言，素喜对仗，虽文盲者亦常能作佳对，遇“沉”自能对“浮”。但“东京”却不一定要求对“福建”，乡人可能把附近地名以“洋屿”或“古浮”对，无如连续读出有些拗口(因不协平仄)；人们既然从《山海经》推知福建是浮起来的，遂采用“福建”来对“东京”，于声调遂协，于是乎“沉东京”便对“浮福建”；众口易于流传，未几，遂演成一句口溜了。 其实，只要略加思索，稍微推敲，这句顺口溜的矛盾可以立见。“沉东京”、“浮福建”两事既有互为因果的关系，也就含有次序性，意即先有东京之沉，而后有福建之浮。诚然，东京未沉时，则福建未浮。既然尚无福建，又何能立碑?到了东京既沉，虽浮起福建，但立碑已属无用，何暇多此一举。作为一个迷信者，尚有必要将该“谜语”的次序对换一下，即“浮福建、沉东京”，这样庶免与碑产生矛盾，因福建先浮，东京未沉，可以立碑；尔后，东京虽沉而碑立在已浮的福建，才得以遗留至今。此是余事。其余的谬误，上文已予辩驳，于兹不赘。
(五)余言
“沉东京、浮福建”这句话，前半句既出于臆造，后半句又纯属无稽，但是历来解此谜者，皆将它当真实看待，然后极力寻觅事物来证实。由于臆造与无稽，终不会有史实，故考证皆告失败。实则解此“谜”者并不需要高深的历史专业知识，只要略知汉字的几种字体(真、草、隶、篆)的出现时代，今古地名(闽、福建、东京)的一般历史，杂以些微的地质常识——地壳的运动，茶余饭后稍运思考，略行推理与归纳，则此“谜”之破，易如反掌耳。岂料三百年来以讹传讹，解惑无人，以致听任自流，遗留至今，若不加以澄清，还将有长贻后人之憾。 解放初期，福建省的地质工作者乍闻此“谜”，深感兴趣，欲予揭晓，又觉此中矛盾重重，无从下手；继而惶惑不决，待予否定，又因它部分暗符地质学原理。六十年代初期，又闻有人拟花工夫予以考证，至今也未见报导。年某地出版的一刊物上，为解释此“谜”，自身又陷入新矛盾之中。深恐今后有人为猜此谜，续耗精神，且误入另一歧途，余向有疑必决，不决则惴惴于怀，故特作一番揭“谜”尝试，错误难免，惟冀得玉。 以上解释，倘或有当，则可使“东京大路”碑长期被诬为“沉东京的铁证”一案，得以昭雪；同时，可使物归原主，由海外交通史界将“碑”接受，增添一件货真价实的海交史物证。（老陈注：本文作者为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，华侨大学化工系教授陈允敦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