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系作者你一走进我的生命独家原创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。
迄今为止，考古资料已证实隋唐时期某些州府城市确曾筑有坊墙，如扬州、建康等城，但个案有限。不过在问题的另一方面，如《大唐令》之法规，应该是作为国家的海行条规，通行天下的，各地州县城郭之内的行政管理，理应也按此执行。只是一般州县由于规模有限，城坊未设，坊正机构是否相应阙如，或由其他人员代行对城市人口的稽管，史籍不明，容待来日讨论。唐宋间城市坊市制的崩溃与街市制的兴起，指的是以坊墙围裹的封闭性城坊制的衰落，在行政管理领域，坊则一直是宋代城市最基层的地域单元。
坊北宋开封府一直维持基层的坊制。至道元年十一月，宋太宗以旧坊名颇涉俚俗，命参知政事张洎改撰，如旧城内左第一厢共二十坊，改作太平、义和、安业、通利等等，当时共改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处，“唯宝积、安业、乐台、利仁四坊仍旧名”外路州县城郭均设坊，如北京应天府，设四厢二十三坊：永宁、延福、靖安、惠安、宜春、敦信、安仁、善化、七贤、大安、德教、宜春、崇化、三市、普宁、广利、长乐、景行、景明、凤台、延康、福善、保安乾道年间。
宋太宗建康府设四厢二十坊：“左南坊四，嘉瑞、长乐、翔鸾、武定；右南坊九，曰承贤、泽、建业、兴政、雅政、凤台、滨江、永安、敦教；左北坊二，曰钟山、招贤；右北坊五，曰立德、修文、来苏、金陵、清化。”又兴国军“为坊五于其郭”华亭县则只有显善、劝义两坊。存世两宋地方志于此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宋廷诏涉及城市基层行政，均称坊。因此在宋人文献中，坊是表明城市地域的一个中心概念，至南宋后期依然如此。淳熙初，台州大水，某士子道遇一女子，呼之曰：“我是某坊某家女淳熙十三年冬，隆兴府进贤县商德正得到友人送来的一头活羊，“留家旬日，进往塔园豢养。
女子明年夏货之于屠者孔生，牧于东湖傍。后因屠者准备杀它，此羊竟然又逃回到商德正家中。商德正诧异道：“今相隔一年，吾所居升平坊，距塔园五里，中间岐路不易识，而能逃死就生如是，岂冥冥有人使之？”庆元元年，平江人周翁因病夜宿城隍庙中。宣州南陵县某生在县城大门内开酒店，后来得知他所私纳的美妇人实为恶人，大怖，“始徙于他坊”。南宋建阳府以印刷业闻名的麻沙、崇化两地，就是坊名。莆阳人钱穆，被峡州富室萧文贵聘为塾师，因钱穆“教导有法，规矩甚严，半年之间，其子颇进”。
羊萧文贵希望他长期应聘任教，“惟惧其去，遂与之为媒，娶本坊王子文女为妻，以固其志”。因此城市居民称坊民、坊众，城市民俗又称坊俗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城市的发展和法规的调整，关于宋代城市坊制有待讨论的问题还是不少，首先是关于坊役。宋代远比唐代为丰富的存世文献，关于坊役却并未留下相对清晰的记载，令人诧异。这里只能根据零星的记载，略作推断。正代城坊与唐代一样，也设坊正，但其职掌却同于乡村的里，管理户口、赋役。宋太祖、太宗《两朝国史志》:“诸乡置里正［主］赋役，州县郭内旧置坊正，主科税。”与乡役里正一样，坊正当为役名，差民户有资产者充。
宋太祖宋代坊正的基本职责是“主科税”，所催赋税不足，难免赔纳，所以有仁宗嘉祐三年“河北诸州军坊郭客户干食盐钱令坊正陪纳者，特蠲除之”的诏令。南宋建州有城郭人户敷买官盐的“诸坊簿历”，“遇人户执历买盐，即对簿批凿为证”。史载成都杨道人，“本坊正也，素嗜酒无行，遭杖罚者屡矣”，看来就是因为未能很好履行坊正的职责，而受到官府的杖罚。神宗熙宁七年十月，司农寺决心推行以新定的保甲制代替原来的户役制，催纳赋税，“乞废户长、坊正，其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，排比成甲，迭为甲头，督输税赋苗役，一税一替。若催科外别令追呼者，以违制论”。
河北元丰八年神宗去世，高太后主政，废弃新政，重启旧制，“依旧雇募坊正，替罢甲头”。此后役制多次变动，坊正、甲头两种役名也理应相随变更。坊正既主科税，自然包括推排户籍、差发夫役等职责。所以熙宁八年，河北、河东等五路推行保甲制，“州县镇寨城内居人并团保甲”，宋廷“诏诸路察访司与坊正同详定以闻”。
元丰绍兴三十二年（），中书门下上书提到：“州县三年一次推排坊郭、乡村物力，多系坊正、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，升排不公。”南宋嘉定五年（）规定，宗子降生男女，须得“具三代家状，声说其父曾不训名，系第几男，实排行第，于何年月日在甚处厢界（防）［坊］巷生长”，才得以向宗正司上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