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有句俗语说得好：“官越小架子越大。”这句话放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与土匪身上，最为恰当。
民国时期的军阀，无论再怎么施行暴政，还是要维护着一方土地的农商正常运行（少数军阀除外）。但土匪不同，民国时期的土匪鲜有打着“替天行道”旗号的，大部分的土匪都是恶贯满盈、罄竹难书。
而土匪汪柴水即是如此，从绑架到对人质酷刑虐待、从强制当地百姓种植鸦片到巧取豪夺、从在各个村庄“征匪”到血洗城池……无一不显示出他的“坏”来。
在惠安及其周边一带，汪柴水大概控制了多个乡村（今惠安县共有12个镇，个村），差不多相当于现今的3个惠安县大小。
在这些地方，汪柴水就像是当地的皇帝一样，不仅控制着当地的食盐，还强制百姓们种植鸦片，并且以超低的价格（或者直接抢夺）将这些鸦片掳走，百姓们连年食不果腹，很多百姓为了躲避匪祸，只得逃往别处，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。
可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和平之地？
不管是北洋政府，还是国民政府，几乎处处有土匪，遍地是强盗。即便是侥幸躲到了没有土匪的地方，可是手中又没钱又没地，依然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。
汪柴水不仅在经济上欺压百姓，更大量将村中的劳动力掳走，美名其曰“征兵”。村里的劳动力要么被强制拉去为匪，要么被抓去当人质，想要回去就只能高价赎回。
当地的百姓被压榨了这么久，哪还有钱赎人？一些地主乡绅家庭还好，基本上东凑凑西凑凑也就凑上了。但普通家庭的人质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当地但凡有些家底的，基本上都被汪柴水绑去了，并且明码标价，要求家人赎走。在赎走之前，还要对这些人质施以酷刑；而那些无力赎回的人质，大多数都被汪柴水坑杀了。
以下是汪柴水抓到人质通用的步骤：
抓到人质，他们蒙上人质的眼睛，堵住人质的嘴巴，耳朵里灌进蜡烛。让他成为瞎哑聋，再换好几个山头，让人质找不着北。然后用纸写好约定巨额赎金用刀插在人质家门上，开始对人质进行非人的折磨：第一天捆绑，第二天吊打，第三天饿饭，第四天水牢，换着法儿折磨人质……并且每天给人质家里送去人质身上的某个器官：一只血淋淋的耳朵、一截断手指、一只血肉模糊的眼睛等不一而足。没有按时交赎金的，便受尽世间千万种残酷的刑罚，然后丢在山林喂野兽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已经对这样的人渣恨之入骨了，可这种人偏偏有人喜欢，那就是国民党。
当时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队，面对这种罪该万死的人，不仅不进行征剿，反而对他们招安，汪柴水的土匪队伍不仅全部由匪变兵，匪首汪柴水还被提拔为了团长。
人们常说兵匪不分家，在国民党当政的时代，这句话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有了正规编制后，汪柴水不仅没有半点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更加地飞扬跋扈，大行烧杀抢掠之风。
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，民国18年（年）6月6日，汪柴水率匪徒人攻入惠安县城，大肆掳掠奸淫，惨不忍睹。史称“惠城六六惨案”。
在惨案发生之前，汪柴水已经是国民党的团长了，但他不满于团长那点津贴，同时手底的业务也变少了（被收编后略有收敛），于是趁着当时的驻军正在换防，伙同汪连（惠安四匪之一，也已经被收编）率领多名土匪，对益成、义记等10九家大商行和多家商铺进行了洗劫，并且绑架了当地13个富商，要求他们的家属支付巨额赎金。
除了有钱人之外，普通家庭也没躲得过这场灾难，土匪们挨家挨户的进行扫荡式劫掠，几乎没有几个家庭能够幸免于难，一时间鸡飞狗跳哭闹哀鸣声不绝于耳。
还好这汪柴水也没蹦跶几年，年，汪柴水被新的土匪陈国辉打败，逃到了上海。同年10月，被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枪毙。